市政协召开关于全市编制十二五规划征求意见座谈会

當時文在寅憤怒反擊且批評尹錫悅的言論，要求他道歉。

這三人穿著潛水裝，暗自登船，黑道大哥跟大多數的親友都死在船上。底下小弟覬覦大哥的錢財，又想替另一名大哥奪權，於是夥同另外兩名混混，在半夜時登船殺人。

海協會來函提到：3月31日，有關部門在碼頭等待「海瑞號」，過了2小時卻遲遲不見，於是派出快艇尋找，直到4月1號早上八點才看到燃燒的「海瑞號」。1989年的六四已經發生，而1997年的主權轉移又逐漸逼近，香港人對於未來的走向感到徬徨。千賭湖事件發生之後，賭神高進和小孩被公安逮捕。對於罹難者家屬來說，那些人死在中國不是落葉歸根，而是客死異鄉。高進向公安表明自己是香港人，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

當香港記者前來採訪時，遭到公安毆打、強制驅離。為了釐清事實，也懷著家人仍活著的期待，「海瑞號」乘客的家屬於4月3號啟程前往中國，當中包含了規劃這次旅行的長風旅行社人員。有些人質疑起共黨政權的意識形態基礎，有些知識界菁英甚至開始把共產主義視為問題癥結所在，把市場經濟和西方民主視為唯一的解方。

在方勵之看來，黨必須保護知識自由，使其免受政府干預和大企業施壓。接他位置的是總理趙紫陽，但他同樣支持政治改革。他與北京一些學界人士和智庫有合作關係，此前就曾請他們就漸進改革政治體制的可能性做研究。他強調若沒有自由，這個任務不可能完成。

一九八八年，貨幣改革導致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能力大失，引發的通膨危機衝擊整個社會，而且抑制不下來。大字報和文章表示，那些錯誤主要與缺乏民主機制有關。

法西斯集權主義只能帶給我們災難，不要再對他們抱有幻想，民主是我們唯一的希望，放棄民主權利無異於重新給自己套上枷鎖。北京地區的大學生得知胡耀邦猝逝後，立即於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發動學運。一九八七年一月，鄧小平拔掉胡耀邦的中共總書記之職，說他心裡支持外界的民主要求，處理社會上的異議分子不力。學生知道胡耀邦對異議和民主呼聲的寬容，帶著鮮花和吊唁信聚集於天安門廣場。

一九八三年的反精神汙染運動和一九八七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大半精力都用於攻擊與政治自由主義有關的著作和思想。他探討的主要議題之一是地方貪腐。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學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最大規模要求政治改革和民主的自發性抗議運動。他也提倡發表意見和演說的自由，認為這是中國建立科學與現代化的先決條件。

在這方面，黨的做法明顯和毛澤東時代沒有兩樣。他從和別人迥然不同的角度出發，在演說和書信裡否定馬克思主義是一門科學理論，而在當時的中國，馬克思主義仍被視為是科學的。

文：余凱思（Klaus Mühlhahn）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局面從此改觀鄧小平一九七八年呼籲開放、創新、擺脫教條，為經濟改革與藝術實驗開了路，但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一些中國人——尤其學生和知識分子——期望得到更多自由，也提高了民間的政治參與。這類運動惹火許多學生和知識分子，把他們推向了激進之路。

他是「報告」文學的推手，這種文學體裁結合調查式報導和文學敘事技巧。在一九七○年代末，新時代開始之際，就有許多學生和知識分子希望除了經濟改革以外，也要有大膽的政治改革。會後不久的北京之春期間（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一年），北京的「民主牆」運動吸引全世界目光，鬆綁跡象清楚可見。他們主張，中國的改革不包括容許針對政治自由發表意見或談論個人權利。通膨和貪汙橫行引發不少民怨，成為一九八九年抗議行動的推手。他主張作家必須揭露社會弊病、批評黨國，使黨國得以修改政策，更周全地服務人民。

黨也表明，有必要時會用武力壓下公開批評或示威。一九八○年代末期，劉賓雁和方勵之都流亡到美國，在那裡度過餘生。

另一個鼓吹知識自由的思想家是科學家方勵之（1936-2012）。於是，民主議題成為領導階層最重大的挑戰之一，而此挑戰又是改革的必然結果。

一九八○年代後期，經濟前途未卜使得情勢更加惡化，為大規模的抗議運動創造了有利條件。但鄧小平領導的中共容不下這種抱負，方勵之很快就被劃歸為異議人士。

一九七九年春，當局下令將民主牆移到北京西部的一座小公園，並宣布凡是有意張貼大字報者都必須向當局登記姓名、地址。人民的民主、自由與幸福，是我們實現現代化的唯一目的，沒有這第五個現代化，一切現代化不過是一個新的諾言。一九八八年最後三個月，通膨達到高峰，為了降低通膨而規劃的撙節政策又導致混亂和實質所得受損，不滿隨之在城市地區蔓延開來。黨內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它們屬於資產階級，而且很危險。

黨內外愈來愈多人認為政治自由化和政治改革是重要課題。人類的歷史是我們創造的，讓一切自封的領袖和導師滾蛋，他們把人民手中最寶貴的權利騙走已好幾十年。

這項運動的積極分子支持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和四個現代化，但是要求加上他們對社會主義民主的願景，視之為更加徹底且永續的中國社會現代化工程裡不可或缺、甚至勢在必行的一環。學生要求自由、民主，但他們的抗議也是在對高通膨、官場貪汙橫行、學界人士經濟前途日益黯淡等新出現的社會弊病表達最直接的不滿。

公開提倡政治民主成了禁忌，因為改革派堅持改革開放在政治上要有極限。儘管民主牆運動在大部分議題上並非意見一致，卻趁此機會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提出批判，並且要求更全面地理解現代化。

我號召同志們：團結在民主的旗幟下，不要再相信獨裁者的「安定團結」。在一九七八年三中全會的辯論和談話中，他們看到政治鬆綁的希望。相信我們自己的力量吧。文中寫道：我們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不要神仙和皇帝，不要相信有什麼救世主，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黨內並非人人贊同鄧小平的強硬政策，甚至領導階層裡也有人持不同意見。科學唯有不受政治干預，並且能自由進行研究而不受意識形態約束，才有望在中國蓬勃發展、為中國的現代化做出重大貢獻。

政府雖然強力干預，一九八○年代政治異議與不滿的聲浪還是持續高漲，知識分子愈來愈敢於測試黨領導階層所畫下的紅線在方勵之看來，黨必須保護知識自由，使其免受政府干預和大企業施壓。

一九七九年三月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強調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此時民主牆運動領導人（以魏京生最引人注目）遭逮捕、審判、入獄。於是，民主議題成為領導階層最重大的挑戰之一，而此挑戰又是改革的必然結果。